追忆近代爱国实业家陈经畬先生

       陈经畬（1880-1967），江苏省南京市人，回族。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湖北省副省长，湖北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主委，武汉市副市长，民建市委副主委、主委，市工商联主委。

　　作为武汉市的一名原工商业者，我是市工商联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即1952年召开的成立大会）代表，有幸结识我们工商界的老前辈——陈经畬老先生，也见证了陈老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作的努力，为武汉市商会、工商联事业的开创呕心沥血，始终不渝地“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不辞劳苦的一生。

爱国的近代实业家

　　陈老于1880年生于南京一个以织缎为业的家庭，回族人。少年的陈老，在读过几年私塾后，18 岁到一家小钱米店当学徒，21岁到汉口当店员。25岁时，一位同乡集资在今天的江汉路开设“义盛成广货店”（后改为“义顺成鞋帽广货店”），陈老担任管账。后经股东资助入股，被聘为经理，自此步入实业之途。为实现实业救国梦，陈老在35岁那年创办了“汉昌皂烛厂”。苦心经营数年，颇具规模。陈老从事经营最大的特点是办事重信誉，得到各方面的信任;另一特点是特别重视质量，在义顺成鞋帽广货店时期，他从自制布鞋入手，创造名牌产品，精选用料，式样标新。汉昌皂烛厂生产的肥皂，他亲自规定配料标准，即使在经营最困难的时期，也从不许降低标准。

　　陈老是位民族主义者，在外敌面前始终表现出铮铮铁骨；他又是位爱国主义者，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处表现出爱国情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高潮和抵制日货运动，这一切触发了他的民族意识，感到自己对民族的责任。他将义顺成鞋帽广货店改为国货店，不再经销进口货。他还认为要救国光靠经商不行，还得办工业，而且要搞现代工业，于是逐步将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中来。他从上海订购一套制造肥皂的设备，从德国订购一套从肥皂废液中提纯甘油的设备，还重金聘请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负责技术工作， 准备将作坊式的汉昌皂烛厂改造为机械化、现代化的制皂工厂；同时，他投资搞桐油出口事业，因此又创建“义顺泰桐油行”。1937 年抗战爆发前，制造肥皂设备已建成开工，从德国订购的甘油设备尚未到货。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他毅然将义顺成国货店和义顺泰桐油行关闭，目的就是民族工业不能落入敌手。汉昌皂烛厂部分设备迁到重庆，部分设备拆存于汉口英租界仓库，1944年毁于飞机轰炸。甘油设备于1939年运抵上海。高纯度的甘油是制造炸药的原料，日寇当然不会放过，日本人企图通过谈判，拉拢陈老合作，遭到陈老严词拒绝。1940年，陈老以文化、经济团体代表的身份，被国民党政府聘为第一、二届国民参政员。1941年，在重庆参加参政会会议后，返回上海租界住地。9月，被日宪兵队和汪伪特务逮捕，扣押一个多月。在押期间，日伪威逼利诱，陈老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3年，年过六旬的陈老为返回陪都，历尽千难万险，从上海独自一人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跋涉数千里返渝。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陈老为之鼓舞，偕长子元直、次子隆恕东归武汉复业。他对元直说：“抗战胜利了，和平建国有望，我要实现实业救国的夙愿。”

　　1946年4月，汉昌皂烛厂、义顺成国货店和义顺泰桐油行复业。1946年11 月，“汉昌”投入机械化生产。之后内战深入，市场萎缩，通货膨胀，物价腾涨，企业资金周转十分困难。直至1949年，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崩溃，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不少厂店倒闭，“汉昌”也濒临绝境。陈元直回忆当时情况说：“武汉再迟些时解放，等待他们的只有破产一途。”

　　以上只是我追述陈老爱国点滴，作为一个资本家、商人，我觉得具备这样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德高望重的市工商联（商会）奠基人

　　陈老的一生与工商联、商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他当选为第二届汉口市商会主席。按照当时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陈老在为期两年的任期内，致力于商会建设，号召工商界同仁创办实业，实现实业救国的梦想，对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老不仅是有成就的工商业者，而且还致力于旧中国的教育和慈善事业。到1935 年3 月，陈老辞去汉口市商会主席职务，直至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武汉沦陷后，汉口市商会主要负责人撤往后方，商会停止工作），不间断地致力于教育和慈善事业。早在1912年，他创办了“秋潭助学金”， 资助优秀贫寒学生上中学，直至大学。1914 年，创办“南京北城送诊所”。1924年，与挚友杨叔平（陈老的同乡、同事、挚友）合力创办“南京适道小学”，奖助贫寒优秀子弟。1932年，扩大为“南京和平门清真寺小学”。同年，在汉发起创办“汉口江苏小学”，自任校长。1932—1936年，陈老创办了南京孤儿院和汉口孤儿院，实现了一生又一夙愿，这与他幼年家庭贫苦，青少年时就开始外出谋生的经历有很大关系。1931年，武汉遭受特大水灾，汉口市内水深数尺，老百姓的财产受到很大损失，他的工厂、商店自然也难幸免，但他还是毅然出任湖北省水灾急赈救济会副会长，并拿出大部分时间从事救济工作。救灾工作使陈老在汉口工商界树立了很大的声望。大水退后，大部分灾民返回家乡，但也有许多无家可归的孤儿，流落街头，不仅生活无着落，而且失去受教育的机会。陈老率先倡议成立一个永久性机构，收容这批孤儿。这个倡议得到汉口工商界名流贺衡夫、黄文植、苏汰馀等人赞同，募集捐款10万元，成立汉口孤儿院， 陈老任院长。他认为要让孤儿受教育，要学习一些技术，以便成人后能自立于社会。于是聘请毕业于南京两江师范学校的李嘉禾先生为院务主任，负责孤儿的教育。1937年抗战开始，日机轰炸武汉，孤儿中无法疏散的约150余人，转到四川万县儿童教养院。抗战胜利后，汉口孤儿院在原址恢复，陈老仍担任院长，另设校长一职，聘请对儿童教育事业有经验的朱涵珠担任。他进一步看到，办孤儿院不仅仅给孤儿以谋生自立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培育人才。孤儿院只办小学，孤儿从小学毕业后，如能考取中学，则从“秋潭助学金”中补助，直到大学毕业。武汉解放以后，汉口孤儿院继续开办，直到1955年由武汉市民政局接办。20余年中，汉口孤儿院培养了逾千孤儿学生，大部分毕业后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1938年武汉沦陷时，我还不到10岁，亲身感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天上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是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整个汉口市一夜之间就成了人间的地狱。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使陈老难过震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陈老的民族意识，他感觉到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做好自己企业和宁、汉孤儿院善后工作的同时，也积极投身到难民救济工作中。他以汉口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会长、汉口市商会负责人和江苏旅汉同乡会会长身份，成立江苏难民救济委员会，设8个收容所。时正值冬季，难民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来到武汉，没衣穿，没东西吃，收容所供给食宿，发放衣被。这期间，陈老倾注全部精力，上午进行社会筹款活动，下午在救济委员会办公或巡视收容所。收容工作至1938年6月结束，前后收留难民2万多人。抗日救亡工作，使陈老成为武汉乃至全国德高望重的爱国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陈老受命投身到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筹备和组建工作中。我当时作为一个工商业者，亲眼目睹了筹备工作的繁忙。筹备工作处，随时都可以见到陈老繁忙的身影，有时是通宵达旦。这对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是多大工作量啊！筹备委员会是1949年10月26日成立的，因为陈老的威望，被公推为筹委会主任，赵忍安、王一鸣、林厚周、王际清为副主任。筹委会同时接管了汉口市商会、汉口市工业会、武昌市商会和汉阳县商会。经过3年筹备，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于1952年11月24日正式成立，72岁高龄的陈老名至实归地当选为第一届委员会主委，之后历任第二、四、五届主委，是我们武汉市工商业联合会的奠基人和开创人。

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的省市领导人

　　1948年秋，陈老正在彷徨无主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送去《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党的文件。他仔细阅读，对党的政策逐步有所了解，共产主义思想也开始萌发。这年冬天，地下党员林允中被捕，陈老通过上层渠道千方百计开展营救。他吩咐下面人员：“我向会计打个招呼，营救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无须我签字。”后营救无效，林允中牺牲。

　　武汉解放前夕，一些工商界上层人士去沪或去港。他函复友人：“内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无须去港。”他对人说：“别人要走，我决不走。”此时，地下党组织由赵忍安与他联系，他和张难先、李书城、喻育之等各界上层人士，组织了武汉和平促进会，后演变为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和武汉市治安委员会，他任该会财务组长，会同副组长华煜卿、赵厚甫等多方筹措，并向反动军警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送上大量的“酬劳费”，以换取他们撤退时不破坏市政设施和工厂。在维持真空时期治安及迎接解放等工作中，作出了贡献。现在看来，当时陈老等社会知名人士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冒了非常大的风险的，从这方面可以看出陈老对党的事业是有贡献的。武汉地下党工作委员会书记曾惇在回忆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时说“我们永远不会、也不该忘记陈经畬这群进步人士”。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党和人民对陈老委以重任。1949年9月，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参加了《共同纲领》的制定。陈老在任武汉市副市长时， 曾对友人说：“这样的厚遇，真是出乎意料。”为报党的知遇之恩，陈老努力学习，忘我工作。这时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主要是主持市工商联的工作。以工商联主委的身份，陈老亲率访问团去上海，动员工商界上层人士回汉发展事业。继之协助政府稳定市场，平抑物价。后来一方面组织工商界学习《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鼓励他们在服从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改革经营方针和管理制度，积极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另一方面，也向政府反映工商界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等各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此外，在动员工商界投入各项运动、完成税收、推销公债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1953年，国家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执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陈老于1955年担任湖北省工商联主委。省、市工商联为配合政府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汉昌皂烛厂解放后得到政府扶持，能生产肥皂、甘油和牙膏，年年盈利。他深感只有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发展，于是在1954年申请公私合营，但未批准。他“想不通”，说个人资本“过去总以为是自己克勤克俭挣来的，解放后才弄懂原来是剥削来的。这笔钱拿在手里，真是如坐针毡，早交出一天，早安心一天”。1955年，政府批准汉昌厂公私合营，后改建为“武汉化工原料厂”，生产多种现代化工原料，远销国内外。解放前他“实业救国”，发展化工的愿望，解放后才实现，他十分欣慰。头3年定息，他考虑影响，不得不领，但领后专户存银行不用。以后干脆不领。1957年，他将股票等全部献出，未为政府接受，1966年再次献出，终于如愿。

　　1967年5月29日，陈老因肺癌不治去世，终年87岁，葬于汉阳扁担山公墓。1988年3月，迁葬于武昌九峰山回民公墓。陈老去世后，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喻陈老为：“我脑海中没有第二个人的工商界人物”。在陈老追悼会上，中共党组织的评价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作风正派、忠厚长者、谦虚诚恳……一生爱国、追求进步。

　　斯人虽去，精神长存，谨此只言片语聊忆先生。

　　（作者曾任武汉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第七届武汉市民建副主委，第五、六、八届武汉市政协委员，第七届武汉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