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孟精神筑丰碑 点点滴滴在心头 ——写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的日子里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建人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章乃器、孙起孟等积极响应，就此摆脱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志同道合的道路，风雨兼程，至今已70载。

　　在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的日子里，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深深地怀念着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的卓越领导人，第七届、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七届、八届名誉主席，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名誉理事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孙起孟同志。虽然起孟老身居高位、又兼诸多要职，但在我眼里他永远以和蔼可亲、慈眉善目、平易近人、多才多艺、幽默诙谐的形象展现，因此我和职教社年轻同志均习惯称呼起孟同志为孙公公（古代对男子的尊称）。

　　孙公公1911年3月2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2010年3月2日仙逝于北京。生死归一，来去百年。这仿佛是天意，孙公公以他的高尚品德、光明磊落的胸襟、毕生钟情于教育、为我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毕生追求真理，对共产主义信仰忠贞不渝的信念，为他走过的整整一个世纪的百年人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如今，孙公公离开我们八年了，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享用不尽，他在我心里筑起的精神丰碑不可撼动，与他生前接触的点点滴滴常常萦绕在脑海、铭记在心头。

　　参与创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5年8月21日，基于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判断以及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影响，以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人物和与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组织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决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参加筹备工作。9月11日，再次开会，讨论政党的筹备工作，由章乃器负责起草纲领。9月29日，再次聚会，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后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当日，93人出席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幕词：“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我们是代表全民的。本会绝对与全民一体，本会工作前途之成功即全民之成功，所以前途非常光大。”黄炎培报告筹备经过：从最初发起的8月21日开始，到最后一次筹备会为10月24日，前后共开会24次。成立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治纲领》《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从此，民主建国会宣告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华大地的政治舞台上。

　　孙公公是参与民建创建的亲历者和功臣，应载入中共统一战线的史册。

　　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实践者和见证者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联合政府。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召开了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口号”， 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与中共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进行工作。事实上，章乃器和孙起孟已经在港。经民建常务理事会授权的黄炎培、胡厥文和盛丕华三人，经常以“任文华”的代名同孙起孟通信和指派专人来港联系，沟通情况和意见。经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代名为严如云）主要通过孙起孟同民建和黄炎培保持联系。

　　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这一历史性的抉择，实际上宣布民建最终选择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是在民建发展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前进方向。

　　史贵存真，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回顾民建响应“五一口号”那一段历史，可从中得出民建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真相，提高我们对各民主党派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转折的认知，深入了解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内涵。历史证明，孙起孟是民建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坚定实践者，他为新中国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早年与中华职教社种下的情结

　　中华职教社是一个由教育界和经济界有关人士组成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职业教育团体。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以及政界的知名人士蔡元培、张謇、梁启超、伍廷芳、宋汉章等48人在上海发起创立了职教社。其宗旨是在我国倡导、研究、试验和推行职业教育。

　　1936年，孙起孟应黄炎培之邀到上海中华职教社任教。1942年至1946年，他调任职教社云南办事处主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孙起孟到昆明除积极主持开展职教社业务外，还大力做推动民主运动、团结进步人士、掩护革命同志、掩护党的地下电台等一系列工作。期间，他不顾自身安危，帮助了由周恩来副主席派往昆明的钟韵夫妇，委派钟韵担任办事处总务主任，钟韵夫妇就在办事处的地下室架设起秘密电台。后来在孙起孟的帮助下，钟韵夫妇在上海、香港从事中共地下电台的组织领导报送工作长达九年，始终没有暴露地下电台和真实身份。新中国成立后拍摄《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曾邀请钟韵担任顾问，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是职教社的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我们，保护了党的地下电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直至生命终点，孙公公始终为推动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为职教社的事业鞠躬尽瘁，倡导并实施的温暖工程“为国分忧、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灯亮一盏、光洒成片”深入人心，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创办新型的、有特色的上海比乐中学

　　1946年，职教社理事长黄炎培及孙起孟等诸先生，为实现职业教育和普通中学相结合的主张，倡议创办比乐中学。6月29日成立了由江恒源、王艮仲、王载非、张企翁、盛丕华、杨卫玉、孙起孟等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共14人组成的校董会，一致推举江恒源为董事长，孙起孟兼任校长。从此开始了筹备工作，8月招生，9月12日，以上海雁荡路80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大楼内的第四层和第五层为校址，举行了开学典礼，孙起孟校长主持仪式，黄炎培致词，正式宣告比乐中学的诞生。“比乐”的校名取自爱国老人马相伯为职教社礼堂题写的“比乐堂”堂名，在比乐堂匾额的左首，马老还有题词说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惟能群，然后乐。

　　学校不受国民党政府那套教育内容和制度的约束，聘请的教师大多是抗战胜利后从昆明返回上海的、受过民主革命运动洗礼的年轻教师，还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来学校兼课；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都采用有进步思想的开明书店出版的课本，公民课由孙校长自编教材，亲自授课，讲解民主、自由、解放等革命道理及青年人的品德修养等，谆谆教导学生追求进步，做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期间，同学们积极参加上海市学联的活动，自觉组织学生自治会。不久，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同学们实现了理想，投身革命，报效了祖国。当时在比乐中学读书的沈澄梁在缅怀孙公公时，写到：“孙起孟校长和黄炎培等老一辈发起创建比乐中学，他们怀着对贫困家庭学子的关怀之心，在学校里实施职业教育，使学生毕业后有劳动技能自谋生路，这正合我的情况，当即报考了比乐中学。孙老是第一任校长，他忙于筹措学校设施和学校管理，还兼教我们公民课，教育我们怎样做人——要做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让我们得益匪浅。他对学生十分亲切，他称我们为‘孩子们’，见到我们总要抚着我们的肩膀，问我们的冷暖，关心我们的进步。他为我们聘请了刚从西南联大回沪的大学生当老师，他们具有民主进步思想，在教学中给我们浇灌，促使我们思想进步。所以，比乐给了我们启蒙教育，奠定了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誓愿，后来在学生运动的锻炼中，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至1954年，我的母亲在比乐读书。1956年，比乐中学由上海市教育局接收，改为公立。1980年我有幸在上海比乐中学有过近一年的读书经历。比乐中学的校友们都很敬重孙公公，我妈妈一直称呼孙起孟校长为孙先生！听妈妈讲：“孙先生在我少年时期，给我们大家留下了难忘的、深刻的、积极进步的政治影响，比乐中学如同一所革命摇篮，引领很多进步同学从比乐走上了新中国解放事业的革命道路。孙先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却默默无私奉献，直到生命的终结。”

　　孙公公在198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一书中写到：“在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中，中学阶段是关系终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十分重视和万般珍惜……我以为，教中学生是很大的幸福。我如果还有选择职业机会的话，我的第一志愿仍然是当中学老师。”自从1947年孙公公离开比乐中学的讲台，担当起新的重任后，就也没能回到他毕生钟爱的教书育人的中学教师岗位。之前在上海比乐中学聆听过孙公公授课的莘莘学子应该是无比幸福和荣幸。

　　做人似灯塔，引领我不迷航；精神筑丰碑，让我永远怀念他

　　1981年底我参加工作，在民建中央史料部给时任副部长卞孝萱老师当助手，收集、整理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以及与统一战线有关的群众组织、人民团体等方面的历史资料。由于卞老师是范文澜的关门弟子，曾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又应章士钊先生之请，校订《柳文指要》全篇，是我国在唐代文史领域造诣精深、成果颇丰的知名学者。孙公公爱才惜才，将卞老师从扬州师范学院调到民建中央，作为总执笔人，承担当时中央统战部责成民建牵头组织撰写中国八大民主党派历史一书的重任。那时，孙公公是民建中央的副主席，主持机关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我是一个小兵，虽然平时没有机会和他有直接的工作接触，但也常常听到卞老师和机关上下同事对孙公公的评价：起孟同志是民建会里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德才兼备、清廉自律、谈吐儒雅、爱戴职工，一点官架子都没有——我想这些称赞都是由衷的。机关的打字员小尹和我说：起孟同志初次见面和我握手并问我的姓名，第二次再见到我，就能准确叫上我的名字，让我感到既亲切又惊讶。民建一个最普通的打字员，孙公公都记在心里，更可以联想到他最广泛地联系单位群众，极具亲和力，懿德懿行感染影响着他身边的每个人。

　　1983年，职教社重新恢复组织，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职教社从事会计工作。职教社像个大家庭，孙公公也是职教社的领导，常常有机会见面，孙公公对年轻同志非常关心，要求也严格，我们也愿意向他倾述衷肠。八十年代中期，我向总社领导提出调离职教社的想法，孙公公知道后，约我谈心，我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不适合继续做会计工作，希望在职业舞台上寻求后台支持。于是，孙公公就和我耐心地讲述：“如果有来生，让我重新选择职业，我首选做教师。”他还说：“职教社一贯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有机会我们可以考虑内部调配，如果你愿意，我能不能做你的后台呢？”当我听孙公公的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语，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暗暗下定决心，不辜负孙公公的希望和信任，不断学习，努力工作。之后，我考取了财政部颁发的会计证，1986年第一次全国成人高考我进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文秘专业，收获了大学专科文凭，之后又考取了中国人大的新闻系完成了专升本的学业，毕业后调到了《教育与职业》杂志社，从编务、美编、记者、编辑一步步努力成长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1996年12月，孙公公为推进民建高层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主动辞去主席职务，退居二线，但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和百姓生活，关注民建和职教社的发展。那时，我从事房地产记者职业，每当采访结束路过孙公公家，就去看望他老人家。一次我约了杨有湘（民建和职教社老前辈、1959年曾任水产部副部长杨扶青之子）一起去看他。孙公公一见面就指着杨有湘笑着对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当然知道！我采访过他，他是老前辈杨扶青唯一的公子！”孙公公说：“不是。他是黄炎培哥哥的孩子，因杨扶青没有孩子，于是就过继给了他。杨扶青比我年长，做人厚道，我很敬重他，记得抗战时期，因工作需要我去广西桂林，住在杨扶青家里，晚上睡觉，他怕蚊虫叮咬我，就将自己睡觉的蚊帐床让给我。”孙公公懂得感恩，关于杨扶青让蚊帐床的事，不止一次和我提起。真应了人们常说的：人老了，近距离的事易忘，远距离的事历历在目。

　　2005年我去看望孙公公，提出想加入民建，请他做我的入会介绍人。他认真想了想，对我说：“你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你作为他们的女儿，是否考虑做一个他们那样的人呢？”还有一次，我当着孙公公的面感慨：“我庆幸在人生的关键时候，都有高人指点，有贵人相助！”孙公公听后不完全赞成，他说：“何谓高人？”“何谓贵人？”他告诉我，每个人认识不同，角度不同，认识的“高人”和“贵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听完孙公公的教诲之后，终于知道“高山仰止”诠释的内涵！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公公身处逆境、被监禁八年之久，他仍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始终坚定不移。他曾乐观地说：“我从来没后悔过！”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过来，他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政治信仰的人！

　　孙公公不喜欢对他说两个字：一个是“老”字，一个是“寿”字。一次我带着女儿去看望孙公公，见面道好之后，我让女儿叫他“老公公”，孙公公马上笑着说：“不要叫我老公公，都把我叫老啦！”又一次，我给他寄了一张生日贺卡，他回复我了一张，上边写道：“要说生日快乐，多应感念母亲！”孙公公不喜欢“寿”字，因为他从来不过寿，中央统战部送给他的生日蛋糕，他都要退回去。孙公公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他的家干净、整洁、简朴，床铺、桌椅、书柜多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政协机关配置的、还有就是60年代折价卖给个人的老式家具。但凡去过他家的人，无不感到震惊，哪里像一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家！孙公公的高尚品行和人格魅力，感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同时也影响着他的家人，特别是与孙公公相濡以沫、患难与共77年的孙夫人——我所尊敬的孙婆婆。孙公公病重住院期间，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恰巧在病房遇见孙婆婆，看见由于孙公公喉管插着呼吸机不能开口说话，两人双手紧紧相握，彼此深情凝望着，久久不肯松开，我情不自禁地按下了手机快门，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历史在向前，时代在发展。2018年，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中共“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的年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的年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以及《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纪念的年头，都值得很好纪念。习近平总书记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们纪念过去，是为了总结经验，向前看是为了把握方向。我们的纪念是为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树立信仰的力量，努力奋斗，积极工作。相信当我们明天的努力和付出更加接近人民，接近地气，待到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时，在天堂的孙公公若有知，一定会非常高兴！

　　（作者系民建朝阳区委理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