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萼梅为民建递送《宣言》

　　1953年4月12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何萼梅（五排左一）

　　民主建国会成立之初，无论是在推动政治协商，还是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迎接解放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在白色恐怖下，民建成员不顾个人安危，为组织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任务。在迎接上海解放那一刻，有位民建会员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将事先准备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送至《商报》馆。这位会员是谁？她是何萼梅。

　　早期复旦大学毕业的进步女生

　　何萼梅，曾用名姚青、珮珂，浙江诸暨青塔村人。1911年10月10日（一说是1908年11月14日）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祖父亦耕亦读，在村里拥有田产，祖父希望儿女能继承他的那一份家业。母亲性格开朗，娘家从商，在镇上有店铺，经济上得以支持何萼梅念书。何萼梅幼时在青塔村上私塾，1921年起在县城县立小学读书。1925年6月，小学毕业后考入位于杭州的省立女子中学读初中。1928年6月，初中毕业后又在该校高中就读一年。1929年6月，她考入上海复旦大学预科，一年以后直升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1934年毕业。在读期间曾有短暂实习，在上海泗泾路茂利行担任文书和记账。

　　1934年年初，23岁的何萼梅由复旦大学同学、中共地下党员艾寒松介绍，进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任编辑，在《生活周刊》工作了约一年半时间。1936年，由杨家仑介绍进入中国征信所担任编审。1937年2月，她进入中国女中任教导主任，同时在上海妇女补习学校教授英文和国文。那年，日寇侵略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她参加上海市各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分会，任文书及联络工作，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随家迁往内地，经香港、海防、河内转道昆明，直到1939年2月才到重庆。到1941年1月，她经人介绍进入重庆财经评论社，担任资料室主任。

　　在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大规模内迁。这些厂家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惨淡经营，但还是支援抗战，为大后方的军需民用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国民政府确立“以国营为中心”的战时经济体制后，民族工商业饱受重税、征购、限价、管制、高利贷等盘剥压迫，加上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投机囤积猖獗等原因，濒于崩溃边缘，官僚资本凭借着政治特权，肆意摧残吞并民族企业。

　　当时，民族工商企业家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迁往内地，逐渐聚集于重庆。在重庆，他们先后组织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战时生产促进会等5个工业团体，为争取民族工业生存和发展，谋求自救之道。

　　此时，曾在上海创立第一家华商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的章乃器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和常务理事，他和胡厥文、吴蕴初等工商实业家都认为，民族工商业的困境，不仅关系到工业界本身，而且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和中国工业化的前途。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的压力。这一倡议得到工商界、经济学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1942年4月，迁川工厂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通过了“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提案。当时，何萼梅还在重庆财经评论社工作，因为早年她有在中国征信所工作的经历，章乃器非常赏识这位复旦毕业女生的才能，将她招入麾下，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1942年7月，何萼梅进入位于重庆江家巷的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秘书。同年12月，召开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发起人会议，通过章程及第一年度研究计划，选举了董事会。吴蕴初、章乃器、胡厥文、吴羹梅、胡西园、张肖梅、林继庸、刘攻芸、庄茂如等21人任常务董事，公推吴蕴初为董事长，章乃器为所长。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正式成立，聘请周有光、毕相辉为副所长，延揽沈经农、伍丹戈、王寅生、王易今、韩明漠、胡式如等工业经济专家担任研究工作。

　　何萼梅起初担任秘书，后来确定了研究方针和研究项目，资料渐渐增加，于是她担任资料室主任。研究所人员精干，每周聚会一次，讨论并决定研究课题、调研工作的安排。研究课题大多从工业界和工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着手，还经常举办各种重要经济专题座谈会，如黄金问题座谈会、物价与工业问题座谈会等，对民族工业面临的一系列迫切问题进行探讨，并将研究成果编制成学术报告。研究所还编印出版不定期的工业问题丛刊、工业经济参考资料、专题研究报告、专题座谈会纪要和各种文集。自1943年11月起，研究所开始发行物价旬报，将物价指数、外汇行市、各重要城市利息行市、国家岁出岁入预决算、外人在华投资等数据随时汇集成刊，分送工业界人士参考，还编纂了60万字的《工商手册》，内容包括各种工商事业的组织、管理、会计、法令、税收等篇目，附有详尽的数据、公式、文簿程式等，成为工商界案头必备的小型百科全书。在这些资料书里，少不了有何萼梅辛勤的付出和留下的墨迹。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很快成为民族工业界的智库和代言人。何萼梅同时也成为研究所的副所长。

　　民建总会初期的秘书室副主任

　　1945年四五月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重庆印发流传。与此同时，与民族工商界有联系的社会贤达和民主人士也在思考国家未来的前途和民族工商界的命运。不久，国共谈判陷于停顿状态。为了推动国共谈判，黄炎培与冷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同年7月访问延安。

　　在延安期间，黄炎培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特别是有机会与毛泽东进行多次促膝长谈。在一次谈话中，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后，黄炎培、杨卫玉与胡厥文谈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的前途问题，一致认为民族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经过紧张的筹备，134人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签名。其中，约半数是民族工商业者、金融界代表人物，约半数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和经济工作者，何萼梅作为经济工作者参加发起签名。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大会，宣告成立。民主建国会成立之初，何萼梅担任总会秘书室副主任。

　　冒险送《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

　　抗战胜利后，迁川的上海工商界人士陆续回沪，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也随之前往上海，所址设在九江路四川中路附近，何萼梅也回到上海，住襄阳北路36弄。她在上海民建组织的会员号很靠前——第19号，介绍人是章乃器。

　　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由重庆迁往上海。5月22日召开的总会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定，总会全体常务理事都为民建上海分会筹委会委员。11月10日，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成立，何萼梅被选为理事。当时理事仅19名。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运行了一年，1947年10月，组成民主建国会上海临时干事会，何萼梅是15位干事之一。这15位干事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黄竞武、钟复光、笪移今、陆亚东。黄竞武是黄炎培之子；钟复光是施复亮的夫人，从事妇女工作；笪移今同时也是九三成员；陆亚东后来是民建市委组织处干部。

　　何萼梅在担任临时干事会干事期间，主要负责宣传和学习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她根据民建领导的指示，冒着流弹横飞的危险，把准备好的《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送至《商报》馆，要求《商报》馆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的那一天发表，表现出民建组织的政治敏感和政治态度，意义非同寻常。

　　1949年5月29日，民建总会在沪常务理监事和临时干事会举行会议，为适应上海解放的形势需要，商定将“上海临时干事会”扩大为“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何萼梅任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具体分工宣传组、出版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当时民建组织一次“忠诚老实学习”，何萼梅是学习委员，她主持审干事宜，前后历时2个月，时间都在晚上。同年10月，民建各处、各专门委员会确定，何萼梅任宣传处副处长，一直担任到1956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民建办事人员很少，许多工作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的。

　　上海解放后，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拆并，1951年5月，何萼梅进入华东军政委员会，历任财委计划局工业组副主任、工业交通处副处长、综合计划处副处长、地方工业局地方处副处长、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生产技术处副处长、市人委第四办公室企业管理组副组长。她曾是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民建上海市第一、二、三届委员。1957年6月，调任上海市轻工业局财务处任处长。“文革”期间，何萼梅同志受到冲击，但她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忠贞不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又重新回到了上海市轻工业局财务处领导岗位上，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4月离休。由于长期患病，经医治无效于1997年3月7日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