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权：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风雨同舟

       万国权(1919.3-2017.3)，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我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青年时代见证了国家的沧桑苦难

　　1919年3月,万国权出生在吉林省农安一个军人家庭，在家中排行第二。父亲万福麟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任军长。由于勇猛果断、能打善战，战功卓著，受到张学良的赏识。当年张学良任北平行营主任时，万任总参议，两人关系密切。

　　万国权家庭生活条件优越，但他没有受到父母的娇惯，他多年在外求学、住校，一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万福麟随张学良进关驻军华北，万家也随迁至北平。万国权先在北平辅仁中学上学，后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是一所学风开明、治学严谨的学校，他在这里不仅学到了不少基础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还在各方面得到了锻炼。他少年时生性好动，热爱体育运动，就在这时期练就了强健体魄。他自幼崇拜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在16岁的万国权身上已经体现出淳朴的爱国热情。1938年，他与南开中学一批爱国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反蒋抗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万福麟率部御敌浴血奋战，作为抗日骁勇的东北军眷属，万国权一家人遭到日特机关追捕，被迫举家迁到了天津，隐姓埋名在英租界避难。一天，日本宪兵队突然闯入他的家中，由于万的母亲机智应对，日本宪兵队搜不到证据，只好撤走。万一家人在天津没有经济来源，同时考虑到长期留在天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于是设法让万国权乔装打扮，改名换姓带着家人逃出天津。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抵达大后方重庆避难。1940年，万国权考取重庆中华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工商管理系。当时学校刚从沦陷的武汉迁到重庆，学校设施因陋就简，但师资力量确是一流的，流亡到重庆的学者中人才济济。在学校演讲和授课的有马寅初、冯玉祥、邵力子、梁漱溟、郭沫若、邹韬奋等人。1945年，万国权在中华大学毕业。经人介绍，他进入成都市直接税务局任税务员，后去沈阳市直接税务局任课长。他在税务机关目睹官场上互相倾轧，勾心斗角，贪污腐败，十分反感，毅然辞去了公职，满怀振兴民族工业的热情，回到了天津家族企业利中酸厂工作。该厂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由其父万福麟和几位立志振兴民族工业爱国人士集资创办的。利中酸厂在1947年改组时，万国权出任副经理、总经理职务，从此走上了实业救国之路。

　　建国前，利中酸厂虽是华北最大的硫酸厂之一，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几乎无法生活生存下去。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又被美国盯上，美国货源源不断充斥中国市场，使原本摇摇欲坠的民族工业几乎崩溃。

　　在对资改造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平津战役打响后，华北第一大城市天津获得了解放。解放军入城时，万国权一家人正好住在天津，解放军严明的军纪，秋毫无犯的优良作风，给万的一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经过细致的观察，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解放军是保护人民的军队，跟着这样的党走是绝不会错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当他得知父亲被迫要去台湾时，便苦口婆心劝父亲留在大陆，但因为战争交通中断，他未能及时赶到北平当面劝阻。待天津解放时，父亲已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在台担任国民党政治咨询委员会委员，1951年因病去世，终年71岁。成为万国权人生中一大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指引下，把濒于崩溃的民族工商业引上了一条蓬勃发展的道路，万国权衷心拥护党的方针政策，1950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先贤们李烛尘、资耀华、周权弢的影响下，他表示从加入民建那一天起，严格要求自己，自觉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民建会员和工商业者，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

　　建国初，利中酸厂是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家硫酸生产厂，受到政府的重视。当国家提出因建设需要，希望把硫酸产品交给国家包销时，万国权作为企业负责人表示积极响应。但企业其他股东表示异议，认为现在正是利中厂发大财的时机，将一座金山让出来，实在是太傻了。但是万国权却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说，“利中酸厂产品旺销的局面是共产党带来的，过去利中酸厂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欺压，这么多年也不赚钱。现在因为共产党十分重视民族工业，没有日货美货充斥市场，我们的厂成为华北地区唯一生产硫酸的厂家，这样才有了钱赚。如今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应该支持才对。况且建设国家，匹夫有责，我们更当尽力。”股东们认为万国权言之有理，也就欣然同意了。这样利中酸厂就将高利产品交给国家包销。

　　1954年1月，利中酸厂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实现了公私合营，迈出了私有制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坚实一步，在全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公私合营对于当时私营企业来说并非易事，因为很多企业是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创立的，他们想不通。利中酸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对尚在犹豫观望的私营企业主是很大的促进。万国权说，“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利中酸厂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公私合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公私合营的优越性，对天津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他的这个头带得好。

　　公私合营后，万国权担任利中酸厂副经理，后被任命担任天津市染料化学工业公司副经理。1952年调任天津河东区工业局副局长，区工商联主委，由一位工商业者成为政府的官员，1964年升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参与领导全市工商联的工作。

1997年6月，万国权同志在江苏省考察。

　　在履行参政党职能中尽心竭力

　　万国权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经受了考验，但他身处逆境，依然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没有动摇过。1977年调入天津市政协工作，同时担任天津市民建副主委和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职务。他坚决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积极投入工作，为推动两会经济咨询服务，配合国民经济计划调整，发展集体经济，安置待业青年，及外贸咨询服务试点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3年，万国权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常委，为充分调动原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和为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献计出力。1985年，担任民建中央执行局主任，主持民建中央日常工作，他自觉发扬民建自我教育优良传统，带领机关同志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努力发挥民建的特色和优势，更好地经济建设服务作出了贡献。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激发了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万国权时任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和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和民建会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深入实际，开展专题调查研究，以民建中央名义积极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和建议。主要的内容有：关于加强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建议；关于把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来抓的建议；关于在坚持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关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议；关于当前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建议；关于改革现行宴会，移风易俗，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建议；关于贯彻执行民主党派成员担任政府及司法机关领导职务的政策建议等，受到了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许多意见被采纳。

　　情系祖国统一大业和人口老龄化事业

　　万国权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分工联系港澳台侨界别和祖统工作，坚持“一国两制”正确方针，长期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在担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期间，多次赴澳门听取意见，为澳门基本法制定和顺利回归作出了贡献。在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名誉会长和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期间，秉持“国家统一，匹夫有责”的信念，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奔走。1998年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他代表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作“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发言，强调所有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他多次在会见台湾客人时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分割”。他坚决反对“台独”制造分裂，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万国权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工作，曾率团出访美国、法国、泰国、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柬埔寨等国和地区，多次会见来访的外国代表团，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为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贡献。

　　万国权在全国政协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调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为做好养老安老工作，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万国权认为，老龄工作是事关民生保障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事，也是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包括浙江在内许多省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出现了众多亟需解决的社会矛盾。诸如，建立适合我省城市和农村养老模式问题，老年人医疗救助问题，空巢老人赡养问题，老年人精神文明生活问题，老年人权益保障等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万国权是在上世纪末社会上对安老养老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情况下来到浙江调研的。他每到一处总是大力宣传做好老龄工作的重要意义，呼吁党政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老养老工作，和大家一起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模式，当年万老已是80岁高龄，他对社会事业发展敏锐的思维和预见性令人敬佩。

　　1998年7月6日，万国权副主席一行从北京乘机抵达宁波市，开始在浙江对安老养老问题进行调研。我受省政协的委托和接待组同志赶赴宁波栎社机场迎接。万老受到了时任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李从军和副市长盛昌黎等人热情欢迎。次日，宁波市召开由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汇报老龄工作情况。万老在会上开门见山说，“我此次来宁波调研的关注点就是安老养老问题。宁波已提前10年进入老龄城市，预计2045年全国16亿人口中将有4亿是老年人，一方面我们希望老年人健康长寿，一方面也确实给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现在老龄工作不是为所有人重视，国家立法也跟不上，老龄工作涉及到许多部门，我们要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不能抄袭外国模式，中央制定政策是根据地方实际，希望大家提供好的经验。”万老指出，现在关于老龄工作重要性的宣传不够，未达到全社会共识。对老龄群体的到来，政策性研究也不够。他希望宁波市作出些前瞻性、区域性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和照料体系，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提出意见建议。在宁波期间，他专程去宁波市和奉化市老年福利中心和敬老院，看了设施条件和服务情况。

　　7月10日，万老离开宁波抵达杭州，省老龄委邀集省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会上，省计经委、财政厅、民政厅等负责人集中反映了各方面对老龄工作重视不够的情况，例如要地方政府拿钱用于老龄事业，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但是建宾馆和其他项目的钱都是有的；用于安老养老的建设用地没有预留，对老龄事业的收费该减免的未减免，缺乏有力监督。万老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表示回去要给中央写一份报告。他在会上再次强调，目前各方面对老龄工作宣传不够，缺乏紧迫感，没有意识到不抓老龄工作今后是要后悔的。现在实行计划生育，出生人口减少了，人的寿命延长了，今后一对年轻夫妻有可能要承担6-8个老年人的抚养工作（双方父母这一代加上再上一代），这个问题不好好解决，今后将成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要探索中国式养老模式，多层次多渠道解决养老问题，居家养老或集中养老，分散的集中的都可以，要着手制定长远规划。中央现在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协调机构，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要研究。万国权在杭期间专程去江干区老年福利中心进行实地考察。

　　主持座谈会的浙江省老龄委主任崔健对万老代表全国政协到浙江调研表示欢迎，他说，省老龄委建立10多年来像您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过问此事还是第一位。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标志着老龄工作走向法制的轨道，要大力宣传贯彻这个法，执行这个法。现在从中央到地方虽然建立了老年组织，但是五花八门。老龄工作重要性的宣传要依靠组织，可是哪个是主管部门还未定下来，首先要把组织定下来。

　　万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对党肝胆相照的精神，说了大实话，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他率领全国政协考察团除浙江外，还到北京、广东、江西等地深入调研，提出的意见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老龄化问题也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永远铭记难忘的一天

　　那是1981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来到天津视察工作。万国权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常委、民建天津市委主委和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他应邀参加了邓颖超主席主持的会见全国政协在津委员和天津市政协常委的活动，聆听了邓颖超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和教育。

　　万国权还在天津参与陪同邓颖超主席看望周叔弢遗孀左大姐。〔注：周叔弢（1891-1984），著名的实业家，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那天，去看望左大姐的人同乘一辆面包车前往，在路上，天津市政协主席陈冰将万国权的情况介绍给邓颖超大姐，邓热情地招呼万国权坐在她的附近位置上。邓颖超和周恩来曾在天津南开大学读过书，组织觉悟社，领导天津学生运动，万国权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谈起往事。邓颖超风趣地对万说，“万国权，你的权力不小啊！万国权的大权啊！”引得全车的人都笑了。万国权也跟着笑了，随之紧张心里也消除了。事后他说，“德高望重的邓大姐把我当成了同志、朋友，我怎能不激动！”

　　最令人感动的是7月1日中国共产党生日，邓颖超单独会见万国权和他的夫人的这一次。万国权回忆说，6月30日，天津市委接待处同志打电话给我，请我和夫人明天上午9时到天津市第一招待所。第二天，我们俩准时到达。9时，邓颖超大姐足穿布鞋稳健地向我们走来，我和夫人刘宗华非常高兴和激动，赶紧走上前去。邓颖超热情地握着我俩的手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请你们来更有意义。我们算是世交了。我听彭真同志说，你父亲给党做了不少工作，吕正操同志原来就在你父亲的部队里。共产党历来对各界爱国人士，对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做过贡献和出过力的，是不会忘记的。今天特别请你来谈谈，拿你当最亲近的人接待。”万国权听到这里，心情激动无法言表。我们为党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党就给我们这么高的评价，而且把我们当作最亲近的人，作为一位党外人士，难道还有比得到党的信任更幸福的吗？

　　万国权考虑到邓颖超主席在津日程安排很紧，怕老人家太劳累，就扶着她坐下。就座以后，邓颖超和万国权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邓颖超说，“你的工作做得不错。”万说，“我没有做多少工作，这都是党的教育结果。”邓颖超又问，“你有几个孩子，都在哪里工作？”万答，“我有6个孩子，一个在国外，五个在国内工作。在国内的五个孩子中有四个是中共党员。有的教书，有的搞技术工作，他们都结婚了。”邓满意地笑着说，“你的家庭很不错。”接着又问，“现在你住在什么地方，有几间房？”在谈话结束时，邓颖超提议合影。万和夫人高兴地站在邓大姐左右，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这张照片万国权一直珍藏着。后来，邓颖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万国权当时住房比较困难，就要求天津市委有关部门帮助解决。1984年下半年万国权调到民建中央工作，但是邓颖超并不知道调动之事，她仍记挂着此事。直至全国政协同志告诉她，万已调民建中央工作，房子已经安排了，她才放心。但邓大姐博大的胸怀，亲切细致的关爱，万国权一直感激不已，铭记在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万国权认真践行民建倡导的爱党、爱国、爱会、爱学“四爱”精神，为全会作出了好的榜样。

　　爱党。他热爱中国共产党，在经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中，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70年来在各个历史阶段，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几十年来，他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中国共产党也把他视作可以信赖的忠实朋友。

　　爱国。他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懂得“国是最大家，有国才有家”的道理。能自觉地做到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需要。建国初期，他把市场上畅销的高利润产品，转让给国家包销。在全市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发挥带头模范作用。抗美援朝时积极认购公债，亲自上台参加京剧义演募捐，这是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爱会。万老是建国之初早期加入民建会的会员。入会后，他工作岗位经常变动，能自觉做到服从革命事业需要，听从组织安排。他认识到做好民建工作的重要性，怀着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协助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凝心聚力和建言资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爱学。万老牢记周恩来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一贯教导，发扬民建自我教育优良传统，把“生命不止、学习不辍”作为座右铭。他位高不自居，名重不自恃。谦虚谨慎、工作踏实，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他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以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他多次来到浙江调研考察，受省政协委托，我曾陪同他在金华、台州等地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每次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后，总是谦虚地问我，“我这样讲对不对？有什么错？”体现了一位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

　　2019年3月26日，在京举行纪念万国权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在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万国权同志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近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他始终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多党合作事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万国权爱国奋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98年7月，万国权副主席在浙江调研时在绍兴兰亭留影，右一为作者程炜

　　（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会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