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墨影心香

       2009年3月27日，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天磨灭不去。已过春分，天气依然清寒，一大早我与友人们驱车从上海市区前往川沙，先在川沙烈士陵园祭扫革命烈士，继而参观内史第黄炎培先生故居。在一个朴素的小院子，我们数人并排而立，在黄炎培先生的铜像前留下了一张合影。那一刻，暗淡的日光把时间凝固得明亮庄严，那一刻，我们对黄炎培先生无比崇敬。

　　一晃十年了，我对黄炎培先生的敬意丝毫未减，出于对书札和书法的兴趣，我竟有缘亲炙黄先生几页原信，心中更添几分幸运与喜悦。这些信都是写给他的川沙同乡姜体仁的。姜体仁即姜文熙，生于1875年，13岁时入上海中西书院读书，年仅19岁毕业于我国最早建立的医学院——天津北洋海军医学堂，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西医，后来在袁世凯的部队做过军医，创办过中国当时唯一一所兽医学校——马医学堂，在协和医学院担任过中文部主任，直至退休回到家乡川沙。新中国成立后，姜体仁是上海文史馆馆员。

　　黄炎培先生比姜体仁小三岁，两人在年轻时结为至交，姜家原想与黄先生再结个亲家，1923年特地托了媒人到黄家去说亲。不过受过新文化教育的黄先生思想开通，并不赞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老封建，媒人是黄先生的亲戚，黄先生便在答复亲戚的信中说：“弟以为婚事男女子为主体，必察其两人志趣性情确相投合，然后缔结方为圆满，否则今后青年思想自由，难保不发生支节，近来发现正多。”接着谈了亲事应循的步骤：“父母之彼此考察为第一步，经相当之介绍使男女相见晤谈，如彼此有意不妨许其通讯，此为第二步。然后彼此认为相得，正式订婚为第三步。青年时代思想最宜改变，不惟男子如此，即女子亦然，故必俟其年事稍长变化略定，彼此接洽经过时期稍久然后确定……”这门亲事自然未成，姜体仁的长子是著名航空史专家姜长英，生于1904年，时年20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念书，姜家或是在为长英先生的婚事操心了。

　　另有两封信，一封说：“体仁我兄：前夕赐飡，心感无已，弟明晨准赴津，《杜诗镜铨》用毕先缴其，《杜诗醇》一箧尚拟告借参阅，暑期过后定当妥为送还。惟希鉴许，一切容随时通讯。手此留颂道安！弟炎培上。”底下日期是1927年6月27日。第二封是同年9月17日的信，内容不少：“体仁我兄：别后留连七十日矣，前五十余日过得非常快乐，读书写字吟诗，晨研究英文，午后研究日文，晚游览山海，学游泳，二十五年来无此乐矣。不意乐极悲生，同居之友忽病，为之医药，昼则奔走，夜则看护，病不起，则更为之丧葬。此友何人？即六月二十六夜，兄饭我于开成，邂逅室外之裘君昌运也，无兄之饭我，则未必遇裘君，而裘君亦未必住大连，即病或死，未必在此。人之离合生死，岂能预测哉？《杜诗醇》奉缴乞，检收近作数首写呈订正。”信末，黄先生抄录了自己的《星浦中秋望月》诗五首和“丁卯避暑大连，宗风、浩然两社中日诗人时有投赠，将别感赋”。

　　两封信初看已露端倪，细读拼得出头绪。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蒋介石为了排除异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先生受牵连被视为“学阀”遭到了通缉，江苏省教育会被撤销，浦东中学被改组，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捣毁，凡与黄炎培先生有关的机构皆无幸免。5月18日深夜，黄先生与夫人王纠思藏入亲戚家中，第二天天亮购买了西伯利亚通车旅行票准备去苏联，因临时受阻，上午10时改乘“西京丸号”去了大连。那天是1927年5月22日，上午11时黄炎培抵达大连港，下榻奥町（今民生街）中华栈，5月24日住进奥町裕丰栈3楼61号，半年的避难生涯就此开始。那段日子他过得似乎较为安宁，写毛笔字、读杜诗、访友、观光，也学外语、学游泳，他称为“半日读书、半日游览”。

　　让人奇怪又觉有趣的是，他对篆书异常痴迷，几乎每日练习，临摹李斯《峄山碑》，选写《说文解字》，凭着诗人的情怀，以《峄山碑》集写成对联，“天开分野直，日下远山明”。黄先生的篆字我至今无缘邂逅，偶尔见到他的行草笔墨已然欢喜，峭拔雄浑，伟岸不群，有大气魄，这多少与他的家风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说：“吾家先辈，颇以豪爽、耿介、尚侠、好义、作事精能，见称于乡里，亲朋有事，尽力扶助；有难，尽力救护，寝成家风。”但他一定没有想到，时局的莫测多变，使他艰难地在二十年后的1946年12月做出鬻字度日的决定，他在枕上作过一首诗：“老来鬻字是何因，不讳言贫为疗贫；早许名山题咏遍，未妨墨海结缘新。伤廉苟取诚惭愧，食力傭书亦苦辛；八法惟心先笔正，临池头白学为人。”那年黄先生69岁，生活的窘困虽然成了他笔下的愁风愁雨，终究吹不走、淋不湿他心中供养的那一缕乾坤清气，他依然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回到1927年6月18日。黄炎培经天津到了一次北京，朋友们知道他爱吃素食，那些天宴请他，多在一家名为“开成”的素食馆。6月26日晚是姜先生在开成做东，那晚黄先生在餐馆外遇见了老朋友裘昌运——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特别社员，两人想必聊得投机，因为第二天昌运夫妇邀请黄炎培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长美轩共进了晚餐。中央公园是当年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公共园林，原为明清时期的故宫社稷坛，长美轩是著名的云南馆子，语丝社为林语堂南下厦门大学在长美轩办饯行宴，马叙伦传授长美轩“三白汤”而留下“马先生汤”的美名，相关故事有许多，个个勾得起今人在杨柳渡头的余晖下凭古寻幽，只是长美轩后来淹灭在七七事变残酷的战火里。黄炎培7月5日返回大连，昌运夫妇第二天随之抵达，两家人的相聚十分亲密，共同会友，共同郊游，共同参加纳凉晚会，黄炎培也陪着昌运先生看房子。谁料人事如梦，昌运先生7月19日忽染痢疾，入院治疗后病情时好时坏，熬到9月3日病逝了。黄先生为裘先生撰的那副挽联见情见义：“无事不可与人言，绝笔从容，安然地下。有才未获尽其用，抚棺恸哭，同是天涯。”昌运先生患病期间，黄先生帮助请医问药，病重期间，黄先生守夜陪护，待料理完后事，为他在老麻沟置了块义地入土为安，地在半山腰，登上山顶，南侧星个浦、黑石礁，北侧沙河沟、西冈子，望得见整个城市。

　　余下的日子一如平常，读史书、校志目，练书法、作诗词、会友朋，也游历了一次朝鲜，直至1927年11月30日，当“大连丸号”在这个和煦温暖的午后稳稳驶入港口，历经195天，黄先生终于回到上海。

　　这些年来我的读书写字小学问，平凡得有如街角一盏小路灯，但作为文化工作者，我尽量踏实守着一个文化工作者的本分——墨影苍苍、心香久远，而有着大家国大情怀的黄炎培先生在风雨年代的这些信，对我是念想，点得亮街角这盏小路灯。永不会忘黄先生所说：“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